【转帖】耳目一新美诗集 汗青应传此诗传 ——读菜人先生《香女传》之管见 贺中轩

菜人

耳目一新美诗集 汗青应传此诗传

——读菜人先生《香女传》之管见

贺中轩

    说《香女传》令人耳目一新，首先是因为它的体裁独辟一径，也就是说，作者在诗的文体形式上别创一格，即以代言形式写出一个长篇的传奇式的爱情故事。重要的是，它是一部现实主义的“诗史”。其形式有点像诗剧（也称剧诗）。作者也许是从诗剧得到启发，而创立并自行命名为“代言体连章叙事组诗”。无疑，它又与诗剧是有区别的。
    什么是诗剧？诗剧，是兼有诗歌与戏剧特征的文体。它源自西方，最早出自古希腊，被评论家们称为“诗的类型”之一，所以又叫“剧诗”。而《香女传》，就其书名看，题曰“传”，即告诉读者，它是具有传记性特点的叙事文字。再说，作者自己定义为“代言体连章叙事组诗”，这无疑与“兼有诗歌与戏剧特征”的剧诗是有区别的。文学史上“剧诗”多之，而作为“代言体连章叙事组诗”，这却是“开天辟地”之作。这种新文体，取个什么扼要简练的名号，当然是文学史学者或诗歌体裁研究学者的事。
    第二，书中作为叙事诗“部件”的诗，形式多样，律绝较多，兼有古风、歌行，杂言体等；艺术上更别具特色。这种新创诗体的特点，我援例赞同作者的观点，主要有三：
    一是“代言”性（作者将它命名为“代言体”），即书中之诗是作者代替“传记”故事中的特定人物写作的。故其诗必备所代替的特定人物的个性、情感乃至诗风的。读《香女传•作者自传》，乃知“香女”有作者表妹“金香”之寓意，而作者自己便是“水生”的写作模特。但读者决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说，书中“水生”的诗就是作者菜人的诗；就像《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诗作是与曹雪芹个人诗作有本质区别的（即使是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是以自己作为模特来写贾宝玉的）。诗中所代人物的诗，是这个人物形象的诗化。
    例如《堤上牧归（二首）》（见该书第6至7页）“一、村儿四五过前山，一路骑牛堤上还。牧笛声声晚风里，归鞭袅袅夕阳间。二、堤上牧归经钓滩，村翁四五此垂竿。隔江遥望知青点，几处炊烟出翠峦”。诗是代替儿时的水生写的作品，这首诗便是抒发儿童之情的，是写少年水生所见所感。其中第一首末联“牧笛声声晚风里，归鞭袅袅夕阳间”，画中有声，其童真意趣油然溢出，少年形象跃然纸面。次首末联“隔江遥望知青点，几处炊烟出翠峦”，将儿童的天真与好奇心，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
    又如《答战友某》（见该书第66页）“楼似大山街畔立，车如小舸水中穿。雨时行潦溅身上，晴日路尘迷眼前。今脱军装更店服，知将窝此到何年？”是借水生的诗，刻画水生这时作为一个复员军人的形象。诗的前四句既是写换穿“店服”后所见景物。这时的水生，已不是牧牛时天真浪漫的小水生，而是成年又老练且有新的忧虑与抱负的水生了。
    二是“连章”性，也就是说，书中之诗，是作者根据“诗传”的故事情节需要，有机地排列与组合在一起的。一方面它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重要的，另一方面又是为情节过渡而设置的。
    例如该书第50页有代香女写的《忆别诗寄阿水》、代水生写的《忆别诗答香儿》，刻画了军人与“军恋人”的两个特定形象。前者“忆昔看军函，眼中同泪衔。他干迷彩服，我湿皱纹衫。未别心先乱，将言口复缄。谁知从那走，今不见归帆”，通过“忆”，用散文“倒叙”之笔，插入了香女送别水生归队时的情节，对香女爱情真挚的刻画非常细腻，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后者“在家行伴君，踏草或挑芹。一日军中召，两人村外分。当时缄不语，此际唤难闻。虽有愁心事，更谁听我云？”手法与前者同。两首置柳公（香女之祖父）《田喜到户》之后未远，说明故事发展到了农村改革“分田到户”之时，水生参军无疑给亲属增添了负担，它从侧面歌颂军人与军嫂（准军嫂）对国家贡献的无私性。两首诗又直接反映出水、香两人爱之深，这为后来水生之父“棒打鸳鸯”作了隐性对比，无疑诗于此，是为情节曲折性设置的伏笔。
    又如书中代王道士写的格律词《河传•村民械斗（二首）并序》，加上诗后“案”语（见该书第52至53页，文字较长恕不转录），充分反映了农村改革“分田到户”相关史实，既有“诗史”性质，又塑造了各级领导或官员的社会性人物形象，是进一步塑造香女等人物形象与叙述情节的曲折发展，不可或缺的。
    细品该书乃知，其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其故事情节，不是依赖简单的文字叙述，而是通过“代笔”诗，将人物曲笔勾画、使情节婉转呈现。并且诗有更多蕴含，故事更富情味——这种写法是该书之艺术性独创。
    三是“叙事”性，也就是说，书中之诗，是“故事”的一个情节“部件”，或昭示或蕴含故事的发展、因果；有的诗本身就具故事性。例如该书第三编是写水生“参军”、“军中生活”及这期间的两者“相思”之情。其中水生的诗《参军》（见该书第18页）“十五参军三岁差，报名十八有人遮。武装部长原蹲点，曾被安排住我家”，它显然是“传”中必须“叙述”的一个重要情节，没有这个情节，就不可能有后文的“军人与恋人相思”情节、“水生复员”，乃父“棒打鸳鸯”等情节。另外，它本身极具故事性：四句诗写了“参军年龄造假”、“造假有人作‘托’”、“‘托’者为什么愿意作‘托’”等，其中隐含的情节多多，反映“非常年代”的“非常‘腐败’”。什么诗史？或许这，就是！
    又如香女之词《采桑子•喜迎阿水转业归乡》（见该书第58页）“三迎三送皆春日，昔者今辰。昔者今辰，桃李花香处处闻。    三迎三送皆滨水，桥堍河津。桥堍河津，杨柳风轻在在新”，加上词后之《案》语与《注》释，才知它隐含的情节有“水生退学、凯旋及挂甲而归”等香女皆迎之，“水生参军、征越及上次归队而去”，香女均送之。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春日”，地点是“滨水”“桥堍河津”，故事发生时的情景是“桃李花香处处闻”“杨柳风轻在在新”。这个情节，“喜”气溢于字面，无疑它是作为整个悲剧性故事的一个“伏笔”。
    第三，该书值得欣赏的还有两个妙处：
    一者，几乎每首诗都是好诗，除在各自的特定位置上发挥故事情节一环的作用外，且都是可独立成章的、别有意境、别成艺术的诗。前面的例说，其实已经论及；下面补例说明，意在强调其艺术性。该书第38页水生的诗《战殇》是一首七言律诗“杀气昏昏暗战场，乌云惨澹日无光。敌如潮水冲吾阵，吾似丘坻困敌行。但见人从壕内出，不闻谁向洞中藏。刺刀钝处力拚尽，身死依然手握枪”，是一首极富当日时代精神的二十世纪的“边塞诗”。它远承屈原《国殇》，近承魏巍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不是诗胜是诗）艺术风格；其中“但见人从壕内出”“身死依然手握枪”，拿来与屈原的“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魏巍的“烈士们的尸体，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捺倒在地上的……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一起来品读，这首佳作也毫不逊色！又如香女之五言绝句《送阿水进城工作》（见该书第66页）“郎从江上去，侬自渡头归。再见知何日，今春愿又违”，通篇叙说，“议论入诗”，却饶富情味与意境，若与唐•崔颢的《长干行》“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舟暂借问，或恐是同乡”相比较，我觉得，作者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艺高一筹。
    二者，连书中的“序”（含小序、代序）、“凡例”、“作者自传”、“后记”等附属文字，都是诗，即使不是诗也饶富诗味、别有意境。以《作者自传》（见该书第115页）为例，一开头就用诗的语言叙述自己的籍贯“余贯属西山乡，生于南田村”，除却主语“余”外，浑属对杖，两个方位词“西”“南”用上，形象油然跃出纸面，接下来“父锡嘉名，曰余菜人”、“劫日未始，饥年已已”、“父戍边关，母蓺菜地”等不胜枚举，属对自然，诗意其中；“其地远接西山，近带锦江”、“轮鞅寡到，鸥鹭恒翔”……诗笔如画，境界怡人！“余既生瓜畴，复长芋区”“时愁未识，日乐何如”——诗意叙述，诗情溢纸！况且其前置与其间各缀诗一首，真乃诗而又诗，读之能不满口生香么？又如《凡例》（见该书第8页）“凡每编置于编首者，断句也，非编目也，与下文无直接联系”，其中“断句”皆诗也；而“非编目”、“无直接联系”等被作者一说，便更增诱人诗味；若“是”编目而“有”直接联系便不是诗，只有“当其无，有车之用”（老子语）才有诗的哲味。
    笔者谫陋，援笔至此，突然想及，诗艺岂可言语尽之？敝人绠短汲深，智小谋大，岂有不谬之理。或挂一漏万，或言不及义……还望大方之家指正。若有不敬作者之处，还赖菜人先生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