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楊廷貴先生

一得愚生 · 发表于 2008-8-11 01:15:59

趣殊情未隔，菸酒每同謀。 哲思讓公健，牢騷勸我休。 一生論終定，三拜淚當收。 去且閑文硯，莫教神鬼愁。

临川沐风 · 发表于 2008-8-11 10:26:36

情深！

一得愚生 · 发表于 2008-8-12 18:15:05

——都昌地域文化检点及情境摹写○杨廷贵  上世纪末之我国文学界，产生并形成了文化“寻根派”，其中代表作有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余秋雨的散文随笔《文化苦旅》也应该算的（余不一一列举）。受上述文学思潮的影响，我亦萌生了立足本土，以都昌文化底蕴为基调，写些颇具地方特色的文学作品的念头。十几年来，我有意留心与此相涉的一些史料，研究分析当代都昌人的思维模式与生存方式，并将其从古至今串连起来进行解读，从而凸显出“都昌老俵”独特的文化个性——这常常让我从中获得快乐。如今把这些读书笔记与思考点滴，整理出来并联结成篇，虽不见得有多少学术价值，但至少于自己要以文学的样式表现本土风情及县人风骨，做了一番具有线索意义的清理工作。  番地考略
在一些残缺不全的故纸堆里，可以约略的读出，早在夏、商、周时期，都昌县属“古扬州域”。春秋战国时，称之为“吴、楚地，属番邑”。至于何时属吴，几时隶楚，有史以来有些什么变化，已无从查考——今人完全可以从中读出后世“史笔”们的无可奈何。中国大一统于秦代。其时，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被命名为“番县”。远古至秦，都昌由“邑”而“县”，均以“番”字冠之，这是我们从文化角度审察本土历史时，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唯其如此，方能把握都昌“土著”性格的遗传基因，或“草根”土壤，这样即使后世在文化表象上，无论发生怎样的繁复变化，都不至于产生认识上的错乱。常识告诉我们，自古以来的行政区划，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一个国家的疆界，各个朝代亦不尽相同），其隶属关系忽东忽西，区域也时大时小。不难想象，在早期的“番邑”，都昌只是其中的属地之一；其后的“番县”，又不仅仅限于史载的鄡阳县和如今的都昌县。据我猜想，鄱阳县早年也一定属于番县的。把都昌置于江西范围审视，文化的基本状态同样是所谓的“吴头楚尾”；其实也可叫作“楚头吴尾”的，反正一边是吴，一边是楚，我们夹在当中，二色杂染，兼而有之罢了。人们可以由此而标谤本土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但同时也会给人以“前不靠村，后不着店”式的尴尬与难堪。在几乎是只言片语的史简里，我们可以“断章取义”式下结论，西汉政权未立之前，北方的中原文化在自身忙乱的整合过程中，无暇播及南方，即使地处长江以南的赣北一带，属于临江面北的最前沿，都昌属地亦仍然被视之为未曾教化的“番地”。或者说，秦始皇称帝后，从货币、文字、度量等诸方面实施了“天下一统”，但我们这里仍属“少数民族”或者“特区”。那时在文化意义上的改造运动仅刚刚开始，而且收效甚微。“番”的意思对一个地区而言，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少数民族的代名词。在旧时的小说戏文里，多称与中原为敌的部族及属地和未进行汉化的地带为“番邦”，即使北宋时期，金、辽、夏诸地也仍被叫作番邦的。这显然是以汉文化为正统的价值尺度所进行区隔的结果。不难猜想，鄱阳湖人的祖先，在古代是一个集群式的少数民族部落，也就是所谓“番邦”，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如语言、文字、服饰、宗教、艺术、习俗等。像云南的纳西族、摩梭族一样，至今葆有本民族的独特语言文字与生活方式。可是到了西汉时期，我们“番县”的历史，就开始了改写（这是赣北距北方只有一江之隔，太近了的缘故）。楚汉相争而终让刘邦称帝，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划时代意义的一笔。公元前201年，刘邦平定天下不几年，置郡立县分封时，就开始了“析番县地立鄡阳县”，可见都昌的老祖宗在那时就开始改名换姓了，“番县”至少在名义上消失了，被划入了汉文化圈子。然而刘邦要的不只是版图意义上的疆土，要的是全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高度统一，要的是长治久安和民心的彻底归附。唯其如此，实施汉文化改造的重大举措，自然应运而生。“析番县”的作派，就是从行政角度分而治之，即把原具“番”文化内质的地区进行行政切割，分属不同辖区，使之难以抱成一团、结成同盟，从而对抗朝廷。历史证明，这种政体上的改变，有效地遏止了番人的集结闹事。根据分析，鄱阳县应当是从“番县”分蘖出去的。我们无法知晓秦代的番县到底有多大，但与都昌唇齿相依的鄱阳，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循的。首先当然是地理上的原因，其次从字面上解析，其“鄱”字，就是“番”字旁加了个“阝”部首。鄡阳县也是“枭”字旁加了个“阝”。两县又都配之以“阳”字，完全可以理解为两地此前的同胞及襟连关系。西汉的文化官员，在番县拆开之后，特别地将其中一地取名“鄡阳”，很可能因了特别的历史背景。对此，都昌曾经的一些颇通文墨的读书人，用心思进行过考证与剖析。他们认为，枭，乃古之极刑名，即把人杀了之后，将其首级悬于木桩上示众；用之为县名，因从“邑”而故为“鄡”也。又《左传》有云：“天子当阳”，王天下而置郡县，是“鄡阳”故。依照这般解释，就有些令人毛骨耸然了。其实，枭字还有多解，如“枭，雄也”，也可以理解为对番人强悍的一种礼赞或者惧怕。我们现在依照前一种说法，猜想当年刘邦所部征讨赣北时，遇到了来自番县地区蛮夷们的顽强抵抗，并令其损兵折将；原以为打败了西楚霸王，坐天下便可高枕无忧，想不到苗蛮地区的土著们都不是省油的灯。即使武力征剿镇压之后，他们仍不愿臣服，令那些新朝委派来的行政长官头疼莫名，无法顺利地开展统治工作，甚至性命堪忧。是这样才惹得刘邦龙颜震怒，咬牙切齿地“析番县”而立“鄡阳县？”关乎此，史书上都没有过任何记载。其实，史志上记载了的东西，未必就是事实原貌；而没有记载的，亦不见得就未曾发生过。据云，淮南王英布（原九江王，后归顺刘邦）作为异姓王，天下大定之后，终不被刘氏家族所容，谋反事泄而被追杀，擒获后，其被割下来的脑壳，就是悬挂在鄡阳县城头示众的。俗云杀鸡给猴子看，而这却是杀猴子给鸡看的。果真如此，亦可推知原番县梓民并不顺从新的封建王朝，可能还经常闹出些乱子来。古代的统治者们十分明白，刀枪只能灭杀人身，而文化浸染便可诛服人心。于是，一场以汉文化为宗的意识形态改造工程，就这样拉开了帷幕。实施文化改造工程，对野性十足、不听节制的番地先民们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可以想见，这期间，有谁敢于拒绝教化，与国家行政力量相抗衡，就可能意味着被枭首，甚至殃及九族。我想那时候的番县遗民，一定度过了人性压抑、精神灰暗、人身极度不自由的漫长时日。就好比发生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样。好在古代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及通讯设施，不肯臣服而又害怕杀戮的人们，可以“风紧，扯呼”——选择逃亡，逃到真正意义上的“不知有汉”的所在，逃到统治者们鞭长莫及的边陲僻壤，如云、贵、川等地那崇山峻岭，那白云深处……事实上，云、贵、川等地的诸多少数民族，并非都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其中有很不少的种族，都是从别处逃逸去的。例如四川的羌人，便属北方迁去的民族（相反，羌人的诞生地后来反而被汉化了）。大西南也有很不少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如水族、土族、苗族等，就是从江西迁徙而去的，这其中也一定不乏从鄱阳湖（番县）地区出走的部落的。文化的改造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也不是靠行政蛮力所可济事的，虽然可以明令统一语言，统一货币，统一着装之类，也可以强令“移风易俗”，这种牛不喝水强按头的作派，必然会造成强烈的反弹，人们抗拒改造的内心挣扎，
是一种巨大而难以制服的力量。据分析，番县乃至更广阔的地区（包括浙江、福建、广东等有关地区）有了今日这般文化样貌，除行政手段上的强制推行外，更主要的是靠大量北方移民的结果。移民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殖民”。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品质的两类老百姓掺和在一起，在日常生活中和睦相处、施以影响，于是就潜移默化地起着教化作用。这样的效果更为明显。就我所知，今日都昌，就有不少姓氏是从北方迁过来的，各姓宗谱都有明白的标示。只是那些“谱牒”的年代都不甚久远，或者说极少证明有始于汉代的移民。这是因为宗谱最早属于王公贵胄兴起的家谱，后来民间兴修宗谱，大约始于宋代，盛于明清时期，故不可考。如今，在我们都昌，谁是北方人，谁是南方人，早已难分轾轩了。  鄡阳故事自西汉初年始，鄡阳县人在新的文化改造过程中，由抵制反抗到妥协苟同，最终慢慢被同化，经历了漫长而屈辱的岁月。那种心理感受，只有当事人清楚，我们后人只能靠想象意测而已。随着岁月的推移，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死更替，我们这里的老百姓，终于被磨炼成为合格的“汉人”。人们在新的文化格局与新的社会伦理秩序当中，开始了与先人文化质地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外在形式，一点一滴地影响着人们潜藏内心的生活态度及生存论态度。其实，对普通人而言，只要生活安稳，日子过得去，无所谓文化不文化。就这样，在公元前201年至公元421年，整整620年，鄡阳也好，鄱阳也罢，史志反映给我们的是波澜不惊、悄无声息的一大段岁月。只有到了南朝宋永初年，也就是经历了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直到南北朝的公元421年，鄡阳县域及其相连的地区，发生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地震。这次地震的震中心到底位于何处，是几级地震，面积有多大，死了多少人，损失惨重到何等程度，史料中只有廖廖数言和含混不清的陈述。我们今天检点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时，要给出一个明晰的答案，依然困难重重。但有两点可以敲定：一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鄡阳县城（今都昌境内周溪镇所属泗山侧畔），沉陷不见了。上个世纪末，都昌建筑周溪圩堤时挖掘得见，考古认定那就是两千多年前的鄡阳县城遗址。二是历史上先后称作彭蠡、彭泽、彭湖的小水系，在那次大地震之后，变成了浩瀚无垠的汪洋大海——后被叫作“鄱阳湖”，成为了天下第一大淡水湖。鄡阳不见了，而鄱阳还在（至少其政治中心及大部分地区未曾沉没），昔日的彭蠡彭泽就不被称作“鄡阳湖”而是鄱阳湖，这其实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存在着的迷信上的忌讳所至。鄱阳湖无疑就是事实上的“鄡阳湖”。在都昌人的口中，至今流传着“沉鄡阳、滂都昌”（在书面语中，人们往往使用“浮都昌”，是不确切的，无论从语音到语义，还是“滂”字贴切，它在词典里的解释，就是“形容水涌出”）的故事。老百姓们凭常识推断，地壳运动同其它物理升降一样，有下降必有隆起，按下葫芦浮起瓢，都昌人现在的居住地，一定是从低洼处被大水“滂”起来的。想来不无道理。但由此而产生的神怪故事，却有些荒诞不经了。传说在地震发生之前，就有一个跛足道人游走各地，到处发布预警。但是无人理会。我在儿时，就听大人们说过，小地震是“鳌鱼眨眼”，大地震是“铁船翻身”。记得某日下午突见天昏地暗，又闻灶间的碗筷叮当作响，人们霎时都惊呆了。母亲当时惶恐地抱住我，语无论次地：“鳌鱼、眨、眨眼了……”鳌鱼究竟是什么品种的鱼，至今不明究竟，后来听有“独占鳌头”一说，也见过老式建筑的梁头，雕有鱼头的模样，想是古人对于水族一员的某种圈腾崇拜，大约如龙蛇、狮虎、鹰隼一类的凶猛动物之让人恐惧膜拜一般。看来，鳌鱼眨眼还不那么可怕，而所谓铁船翻身，则是惊天动地的大灾难了。在近两千年前，人类造船史上是没有铁船的；在“沉鄡阳”地震发生之际，见了所谓“铁船精”的人也是无一幸免的。那么，关于铁船的概念，多般是后人的杜撰。铁船的构想也一定发生在铁矿的开采与冶炼之后。人们想象把铁造成船舶，相对木帆船而言，一定坚不可摧而又如神似怪的。于是就有了这么一则故事——说是有一艘铁船从天上下凡，行走彭湖而横冲直闯，为害水上人间。后被降妖伏魔的许姓道人摄走船舵而无法行走，终至沉没湖底。谁知它潜心修炼，终于成精。时至南朝宋永初年，铁船精威力大增，到了无舵也能行驶的化境。某日，许道士突然心血来潮，掐指一算，心下一惊：“大事不好，铁船精要作怪了！”又自忖道行尚浅，难以制服它，遂化作一跛足行者，在鄡阳县四处游走，到处警告。苦于天机不可泄漏，他只能手执一块半边瓷盘，招摇过市，边走边喊：“卖边盘哪！边盘哪，边盘哪……”其含辛茹苦与心急如焚的程度可想而知。更为糟糕的是，如此谶语般的告白，凡夫俗子们谁也听不懂。大人们讲说这个故事时，告诉我，“边盘”就是“边搬”的意思。都昌乡人至今的口语中，不少人仍说“搬”字为“盘”音。比如搬东西，就说成是“盘东西”。话说许道士有话不能明说，只能如此这般以暗示的方式告诫世人，反而被世人嘲笑为疯子：“活见鬼，半边盘子哪个买？”结果可想而知，大祸临头而浑然不觉的鄡阳人，陷入了“铁船精”所酿造的灭顶之灾……记得儿时听了这故事，我恨恨地跺足道：“天呐，若个就不晓得‘边盘’就是搬东西逃命哩？”如今想来，我不禁为自己早先的幼稚感到好笑。今人也多般为这故事本身的荒诞而一笑置之。冷静下来，从文化角度，解剖这个因地震而杜撰的神怪故事，倒有不少值得深思的地方：一、任何神话，都是某一区域的人们，对自然与生命缺乏认知的未成年期的一种深刻记忆。人们对各类天灾的自然现象，因难以抗衡而产生的一种敬畏心理。二、“沉鄡阳”式的大地震确实发生过，人们在史书之外，以神话故事方式进行代代相传的口头交接，保留着那段令人刻骨铭心的史实。三、许道士与铁船精的出现，标示了本土宗教文化以道家的筮录派为宗，挑明了道与魔之间不可调和的关系。四、在民间、在百姓中，鄱阳湖地区的人们，其文化精神在本质上，是与儒家之“子不语怪力乱神”相对立而存在的；“学而优则仕”的儒家观念在南方的盛行，远在这个故事发生并诞传的若干年之后。五、一直至今，都昌人的内在精神与外在追求，从群体层面看，一直是不相谐和的儒与道两种东西，奇异地扭结在一起的。撇开本土文化如儒、道、释三架马车之间的内在冲突不谈，从自然神论的角度看，人们在无法驾驭和把握的自然灾害面前，心灵变得柔软，行为变得谨慎，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这对于行为乖张、我行我素的一些人而言，又何尝不是一剂良药？即使如人们所崇敬的神仙人物许道士那般，也有道行不深的弱点，也有天机不可泄露的苦衷，人们所面对的难以自救的那种无奈、无助和无辜的窘况，难道不能够给今人以些许的警醒？想想近年发生在国内外的非典、禽流感、海啸之类的灾难，已经赫然地见证了人类的渺小和生命的脆弱；即使如高科技发达的今天，人类也难以用自身的努力去改变地球变暖以及其它方面的生存环境问题。对此，地球人是应该收敛收敛那种自以为是的骄矜的。我想这大约不算扯远了的话题罢。  话说陶侃地震之后，鄡阳县一直未能恢复建制，新县亦未有册立，残存的鄡阳遗民在残存的土地上，一直成为了被遗弃的流浪儿。由此可见，古鄡阳在地震的破坏下，造成了大面积沉陷，无论从陆地面积到人口数量，均不足以支撑一个县级的架构。嗣后的二百余年里，这里的人们在行政隶属上，荡秋千一般，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划拨给这个县，一会儿落脚在那个县，变了有上十个来回。这种现象到了唐代才开始改变。现代版的《都昌县志》上说：“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安抚使李火亮谓土地之饶，井户之阜，水陆之阻碍，遂割鄱阳县雁子桥之南境置都昌县”。可以看出，自公元421年地震发生至公元622年的201年间，鄡阳遗民游魂一般晃荡了两个多世纪。他们远离郡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带着震后的心理阴影，及其寄人篱下的落拓心态，以极大的忍耐力与辛勤的劳作，维系着某一群体的命脉，极其顽强地挺了过来。综上所述，人们流传的“沉鄡阳，滂都昌”之说，是没有依据的。倘若沉下去和浮上来的土地面积大致相等，也用不着在两百余年之后再来册立都昌。嗟叹之余，关乎都昌的真实历史，我总是困顿于追向的徒劳：在今人面前，缘何汉以前的番县史况，竟是一片空白？又西汉至南宋一千几百年，也是一笔糊涂账？只有在晋代，出现了一个颇具文化符号意义的人物——陶侃。但陶侃古来名声太大，其出生地的问题，一直存在着学术意义上的争论。鄱阳、九江、都昌等地，都云陶公系本土人氏。资料表明，陶侃生于公元259年，当属三国归晋前的东吴末朝（赣北隶东吴，九江市还留有所谓周瑜点将台的名胜），殁于公元334年，活了75岁。这位生前声名显赫的老人，一生横跨东吴、西晋、东晋三个朝代。根据时间推算，三国崩解而归晋时，陶侃只有6岁。西晋经历了52年。那么，陶侃初入仕途，为郡县小吏乃至刺史之类时，其发迹阶段应该是西晋时期。而真正走红

江湖小李 · 发表于 2008-8-13 08:59:58

这是不是先生绝笔?站在历史高度审视一个地方文化,了不得!敬礼!

一得愚生 · 发表于 2008-8-13 09:50:34

應該不是，去年底才查出食道癌。老楊不上網，能搜到的只有別人代發的這一篇文章。

湘东诗苑 · 发表于 2008-8-13 12:20:39

由此可以推知，省官事务多、架子大，往往视地方案件为芥癣之疾，首先在心理上并不重视。其次是按官道程序办理，如逐级上报、文件旅行、马拉松式庭议等，一拖就要拖到猴年马月。临到排解时，又囿于历史遗留问题而左右不得，只好来个“黄牛三扁担、水牛三扁担”，扬汤止沸式解决表面问题。在如此衙门作风和处事态度的作用下，矛盾的双方都抱了“打破了锅来补”的心事，不惜以流血牺牲的局面来引起上头的重视。双方的上司，也就是县官府官们，一方面不敢冒犯省官，另方面也不想得罪治下百姓，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暗地里袒护自己的部属。这样，反过来在客观上，为省衙的判断与处理，又设置了一些障碍，带来了难度，最后不得不草率从事社会事务,社事自治

风露中宵 · 发表于 2008-8-13 15:44:36

<div class="msgheader">QUOTE:</div><div class="msgborder">以下是引用一得愚生在2008-8-13 9:50:34的发言： 應該不是，去年底才查出食道癌。老楊不上網，能搜到的只有別人代發的這一篇文章。</div>同悼。有杨先生的诗作吗？其文，文笔洗练可读，不知诗如何？

一得愚生 · 发表于 2008-8-13 15:53:32

他不喜吟詠我不擅文所以“趣殊”也

剑尘 · 发表于 2008-8-14 22: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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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楊廷貴先生

遥望先民们渐行渐远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