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翁“詩中三昧”淺論

梅云

   放翁早年詩學曾幾，瓣香江西詩派，自言從軍南鄭後，始悟“詩家三昧”。其《九月一日夜讀詩稿有感走筆作歌》云：
      我昔學詩未有得，殘餘未免從人乞。力孱氣餒心自知，妄取虛名有慚色。四十從戎駐南鄭，酣宴軍中夜連日。打球築場一千步，閱馬列廄三萬疋。華燈縱博聲滿樓，寶釵豔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亂，羯鼓手勻風雨疾。
       詩家三昧忽見前，屈賈在眼元歷歷。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世間才傑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論，廣陵散絶還堪惜。

    朱東潤先生據此及《示子遹》“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繪。中年始少悟，漸若窺宏大。怪奇亦間出，如石漱湍瀨。數仞李杜牆，常恨欠領會。元白纔倚門，溫李真自鄶。正令筆扛鼎，亦未造三昧。詩為六藝一，豈用資狡獪。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一詩，以為“論詩言三昧自放翁始，其言蓋指詩人之志，所謂‘工夫在詩外’者此也”①。實則在放翁之前，言詩中三昧者，已不乏其人，如蘇東坡“瀉湯舊得茶三昧，覓句近窺詩一斑。清夜漫漫困搜攪，齋腸那得許堅頑”（《又贈老謙》）、釋慧洪 “聞道髙人願力深，幽居端與法為林。風泉松雨隨宜說，宻室晴軒共一音。意妙故應人不薦，地偏還喜我相尋。夜闌更入詩三昧，消盡平生未死心”（《次韻法林禪寺》）、李之儀“平生所願識荊州，別乘還容接勝流。異日崩騰驚海面，新詩清絕似槎頭。常嗟盛事千年隔，誰謂餘光一旦收。便覺詩源得三昧，目中無復有全牛。”（《次韻東坡所和滕希靖雪浪石古律各一》）、張文潛“蘇子詩如刃發硎，十章入耳韻泠泠。文章三昧無多子，祇守君家舊典刑”（《觀蘇仲南詩卷》）……又如周紫芝《竹坡詩話》：

    梁太祖受禪，姚垍為翰林學士。上問及裴延裕行止，曰：“頗知其人，文思甚捷。”垍曰：“向在翰林，號為‘下水船’。”太祖應聲曰：“卿便是上水船。”議者以垍為“急水灘頭上水船”。魯直詩曰：“花氣薫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山谷是點化前人語，而其妙如此，詩中三昧手也。

    細繹諸家所謂“三昧”，大抵重在詩境之空靈，更近于佛家之玄諦。蓋“三昧”一詞，乃梵文 Samādhi 之音譯，又譯“三摩地”或“三摩提”，語出《大智度論》卷七：“何等為三昧？善心一處住不動，是名三昧。” 慧遠《念佛三昧詩集序》：“夫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 亦即三無漏（戒、定、慧）中之定境，臻乎此境者，則可雜念屏除，心不散亂，全神專注。世人借用此語，作口頭之禪，舉凡事物之奧妙、詩文之極致、藝術之訣竅等等，均可以“三昧”名之。然放翁所謂“詩家三昧”，似與諸家所言不盡相同。其《九月一日夜讀詩稿有感走筆作歌》、《示子遹》二詩中，談及“三昧忽見前”之原因，並非林間寂坐，茗畔玄談，而是在從戎暇隙，於“酣宴軍中”、“打球築場”、“閱馬列廄”、“華燈縱博”、“寶釵豔舞”、“琵琶弦急”、“羯鼓手勻”之時所得妙悟；其所心儀詩家，亦非元（稹）、白（居易）、溫（庭筠）、李（商隱），而是屈（原）、賈（誼）、李（白）、杜（甫），並強調果欲學詩，應下詩外工夫。正如其《夜吟》詩所云：“六十餘年妄學詩，功夫深處獨心知。夜來一笑寒燈下，始是金丹換骨時。”然則放翁所言“詩家三昧”，“金丹換骨”，果何指耶？竊以為當蘊含如下三方面內容：

    其一、須積累豐富的生活體驗與社會閱歷
    放翁所以卓然而成大家，得力於其西川仕宦、南鄭從軍。其《呂居仁集序》云：“天下大川莫如河江，其源皆來自蠻夷荒忽遼絕之域，累數萬里，而後至中國，以注於海。今禹之遺書，所謂岷、積石者，特記禹治水之跡耳，非其源果止於是也。故《爾雅》謂昆侖虛，而傳記又謂河上通天漢。某至蜀，窮江源，則自蜀岷山以西，皆岷山也。地斷壤絕，不復可窮。”錢鍾書先生《宋詩選注》於此有極精湛之論述：

    什麼是詩家的生路、“詩外”的“工夫”呢？陸游作過幾種答復。最值得注意而一向被人忽視的是下面的主張。他說：“法不孤生自古同，癡人乃欲鏤虛空。君詩妙處吾能識，正在山程水驛中” ；又說：“大抵此業在道途則愈工……願舟楫鞍馬間加意勿輟，他日絕塵邁往之作必得之此時為多。”換句話說，要做好詩，該跟外面的世界接觸，不用說，該走出書本的字裏行間，跳出蠹魚蛀孔那種陷人坑。“妝畫虛空” 、“捫摸虛空”原是佛經裏的比喻，“法不孤生仗境生” 、“心不孤起，仗境方生”也是禪宗的口號。陸遊借這些話來說：詩人決不可以關起門來空想，只有從遊歷和閱歷裏，在生活的體驗裏，跟現實——“境”一一碰面，才會獲得新鮮的詩思——“法”。②

    按：錢先生所引放翁“法不孤生自古同，癡人乃欲鏤虛空。君詩妙處吾能識，正在山程水驛中”一詩，題曰《題廬陵蕭彥毓秀才詩卷後》。“法不孤生”，與圭峰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中“心不孤起，托境方生”意思相近；“欲鏤虛空”，意即《王直方詩話》所引山谷之語“詩文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③ 元遺山《論詩》云：“眼處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亦主張寫詩必須親歷其境。遺山所處時代，略晚于陸，且居於金國，未必獲讀放翁之作，而所持觀點，若合一契，詩風亦頗類似。個中緣由，可作專題探究，此文從略。

    其二、須重其身而養其氣，不求苟合於世
    放翁《上辛給事書》云：“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夫心之所養，發而為言，言之所發，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某束髮好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籬；然知文之不容於偽也，故務重其身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篤，自守愈堅，每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于文。文愈自喜，愈不合於世。夫欲以此求合於世，某則愚矣，而世遂謂某終無所合，某亦不敢謂其言為智也。” 試以此文參其“道向虛中得，文從實處工。淩空一鶚上，赴海百川東。氣骨真當勉，規模不必同。人生易衰老，君等勿匆匆”（《示友》）及 “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龍黼黻世不知。誰能養氣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次韻和楊伯子主簿見贈》）等詩，可知其蘄向所在矣。不妨再舉其《秋夕》一律為例：
      
       承學雖云淺，初心敢自輕。飄零為祿仕，蹭蹬得詩名。撫事悲長劍，懷人感短檠。不堪秋雨夕，鼓角下高城。

    此詩作于甯宗嘉泰四年（1204），放翁八十歲，退居山陰。“承學”句自謂承曾幾之學，而曾幾乃胡安國弟子，故放翁亦喜研《春秋》大義，力主“尊王攘夷”,此即次句所謂“初心”。然此平生襟抱未得一展，徒然以詩名傳天下，豈能不悲憤填胸？第四句可與孝宗乾道八年（1172）四十八歲由南鄭往任成都府安撫參謀，初悟“詩家三昧”時所寫“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劍門道中遇微雨》）同參。由於憶及當年從戎，故又“撫事”而“悲長劍”，“懷人”而“感短檠”。此年韓侂胄正力主北伐，而放翁聞雨聲而幻鼓角，卻不能親赴戰場，遂以“不堪”二字，抒發憂憤。此等傑構，不勝枚舉，最見放翁沉鬱詩風。苟非重其身而養其氣，焉能臻此哉？
   
    其三、力去琢琱，不求奇險，以“無人愛處”為工
    放翁《明日復理夢中作》詩云：“白盡髭鬚兩頰紅，頹然自以放名翁。客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高掛蒲帆上黃鶴，獨吹銅笛過垂虹。閒人浪跡由來事，那計猿驚蕙帳空。”其中 “詩到無人愛處工”一句，大是妙語，與韓昌黎《與馮宿論文書》“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之雅噱，後先輝映；蘇東坡《謝李公擇惠詩帖》中亦有“公擇遂做到人不愛處”之語，惟不如放翁措辭顯豁耳。所謂“無人愛處”，即不趨時尚，不媚俗人，別出心裁，自成風格。欲達此境，必先去琢琱，以葆生機；亦必忌奇險，免傷氣骨。是以放翁另有詩云：“琢琱自是文章病，奇險尤傷氣骨多。君看太羹玄酒味，蟹螯蛤柱豈同科” （《讀近人詩》）。首句“琢琱”云云，即《示子遹》中“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繪”；次句“奇險傷骨”，則可作“怪奇亦間出，如石漱湍瀨”注腳；第三句“太羹玄酒”，語出《大戴禮記·禮三本》：“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太羹，貴飲食之本也”， “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喻清醇自然之詩；末句“蟹螯蛤柱”，則出東坡《和蔣夔寄茶》“扁舟渡江適吳越，三年飲食窮芳鮮。金齏玉膾飯炊雪，海螯江柱初脫泉”；又，東坡曾言 “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 （《仇池筆記》卷上） ，可知放翁是借此批評江西詩派奇誕險怪詩風。姜白石曾轉引尤袤評南宋四大家語曰：“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溫潤有如范致能者乎？痛快有如楊廷秀者乎？高古如蕭東夫，俊逸如陸務觀，是皆自出機軸，亶有可觀者，又奚以江西為”（《白石道人詩集自序》），足見放翁所處時代，人皆喜江西詩派之詩，故“詩到無人愛處工”，實有為而發，並非故作驚人之語。茲以《雀啄粟》為例，略窺放翁為此所作探索：

        坡頭車敗雀啄粟，桑下餉來烏攫肉。乘時投隙自謂才，苟得未必為汝福。忍飢蓬蒿固亦難，要是少遠彈射辱。老農輟耒為汝悲，豈信江湖有鴻鵠。


    此詩作于甯宗開禧三年（1207），放翁八十三歲。是年十一月，宋王朝屈辱求和，史彌遠和楊皇后合謀殺死韓侂胄，凡與韓有牽連者，均遭流放貶謫。前四句以“車敗”暗指韓之被殺，“餉來”則指史彌遠之籠絡人心；“雀”與“烏”喻“乘時投隙”者，兼指受韓侂胄牽累及被史彌遠利用之雙方；“苟得”用《禮記·曲禮上》“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之語，並隱含孟子“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孟子·告子上》）之意。後四句以“鴻鵠”自喻，謂忍飢蓬蒿固難，然畢竟可遠彈射之辱。就立意而言，此詩對韓侂胄寄予同情，與當時士人輿論頗不一致，必不為人所愛；就其遣辭而言，並無組麗之語，而頗古拙木訥，人愛之者恐亦寥寥；然其中所寓悲慨則極為深沉，少陵詩云：“眾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前出塞》之九），殆此之謂乎？

   

梅云

（续）
抑更有言者，放翁所言“詩家三昧”，在內容上，偏重社會生活，故其《劍南詩稿》中，多直面人生、感時書憤之作；在寫法上，崇尚淋漓盡致，故筆致酣暢雄放，而稍欠餘味。後世言“詩家三昧”者，自以清代王漁洋為巨擘，觀其所輯《唐賢三昧集》，收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等四十餘家，唯獨不收李杜，足見漁洋所賞，僅限於翡翠蘭苕，而于掣鯨碧海之境，實未嘗夢見也。蓋其以“神韻”為詩中最高境界，故對放翁之詩，殊乏真賞。翁方綱《七言詩三昧舉隅》云：“漁洋先生極不喜詩作大盡致語，所以于唐人不喜白公（居易），甚至戒初學者不可輕看白詩。此雖太過之言，亦實即三昧之所以為三昧也。若放翁則全以淋漓盡致為能事，而漁洋未嘗不于放翁有取焉者，此義是也。”④漁洋“于放翁有取”者，皆非放翁第一流作品，觀其為朱彝尊所舉放翁可蹤唐賢絕句，僅《楚城》（“江上荒城猿鳥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間事，只有灘聲似舊時”）、《重陽》（“照江丹葉一林霜，折得黃花更斷腸。商略此時須痛飲,細腰宮畔過重陽”）、《梅花》（“濯錦江邊憶舊遊，纏頭百萬醉青樓。如今莫索梅花笑，古驛燈前各自愁”）、《小雨極涼舟中熟睡至夕》（“舟中一雨掃飛蠅，半脫綸巾臥翠藤。殘夢未離窗日晚，數聲柔櫓下巴陵”）四首（《池北偶談》卷九），而不言《示兒》（“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即可知其所謂“三昧”，與放翁大相徑庭也。


                          
【註】

①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12月第一版）P143

②錢鍾書《宋詩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7月版）P193

③郭紹虞《宋詩話輯佚》上冊《王直方詩話  山谷論詩》（中華書局，1980年9月第一版）P4

④翁方綱《七言詩三昧舉隅》，《清詩話》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9月新一版）P299

天一谷

陆游说，要是那日九洲同一，子孙们别忘了告诉我。可是南宋最后还是灭飞烟灭了。南宋的富裕举世无有匹敌，南宋的温文尔雅列国为之倾慕，南宋的军事家足以彪炳清史，南宋的命运却不能告慰那个怀志的孤独诗人。
我看今日的政治，也是昨日的南宋，政治家苟且而已，学者媚世而已，文人淫巧而已，宣传家粉饰而已，军事者意气而已，理论家趋附而已。国家富裕而工业落后，如同人怀宝而无捍卫，政府庞大无节制，如人多食而少运动，体制一统而无法制，如牵虎当途而无桎梏，民诉受而不理，如水疏而不渫。

可以立民主党以监政，而当局为惜权而不行，可以独立司法以理诉。豪强惧法制纷纷阻挠，可以民族经济以自强，高官为中饱行引进。吾恐前三十年尚自保，后三十年则自殄灭。是时文人尚能淫巧么？宣传尚能粉饰么？政治尚能苟且么？学问尚能媚世么？军事尚能意气么？理论尚能趋附么？若知将来世界，今日皆悔作裤中跳蚤。

晋武伐蜀时，养奸而包祸，当时智者以为失信，算晋不永，杨坚灭陈时，欲擒而故纵，当时智者以为小智，算二世亡，今日中国亦小智而大愚，长于粉饰，以为得志，然民可以欺，而势不可以欺，时可以欺，而世不可以欺。小智亡身，小巧亡国，时可危哉！

浔阳倦客

拜读^_^